国有企业“改制”,一曲时代的悲歌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2004年8月,按照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为加快高技术产业规模化发展,中科院做出加快院所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改革的决定。

  2009年,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转让了联想控股29%股权。本次转让,严格按照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相关要求进行了审计、资产评估和备案。

  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为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历次中央巡视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均未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

  这是12月10日联想控股集团针对舆论抨击与质疑的声明。

  这短短的文字有没有说服力,民众自有判断。

  1

  联想私有化的历史很复杂,但脉络是很清晰的,我简单再做一下梳理。

  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也是改革开放政策落地的五周年,当时被称为所谓“欣欣向荣、风气大开”的一年,那年的阅兵式也是一派和谐欢腾之景,游行的队伍中甚至打出了“您好XX”的直呼领导人姓名的标语,似乎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同是那一年,刚满不惑的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远在山东潍坊担任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处级干部卢志强,也起飞单干,成立山东泛海集团。

  两个原本的体制内人士,开始了“创业”的第一步。

  四年后,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ZHAO亲自设计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1988年,敏锐察觉到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未来、开始将业务转向建筑和房屋开发的,就是卢志强。

  两个月后,1988年4月,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与香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港商)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

  这就使国有的计算所公司有了一个“外商”、一个“外资”作为盟友。

  为照顾缺乏资金的港方,“香港联想”注册资金仅90万港元。其中联想集团投入30万、技转公司投入30万,两家国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

  虽仍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企业,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转公司是国家在港注册的中资机构按“外资”入股,已为柳传志实现“从100%国有,到民营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瓜分条件。

  这其中,贸促会下属的这家“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非常引人关注——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技转,谈何港商的入伙和香港联想的成立,又谈何日后柳传志对联想的私有化?

  可是在联想内部、包括柳传志本人,对1988年中国技转公司的“雷锋式帮助”这么多年几乎是绝口不提。

  原因很简单:1998年中国技转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也是在1988年,凭借着一张张土地批文转手就可以赚上百万、并在美国成立了“泛海国际有限公司”的卢志强,结识了正在把联想一步步私有化的柳传志。

  同时,卢志强进入了泰山会。

  2000年时,“联想集团控股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被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6086万元,中国科学院出资42955.93万元持有65%的股权,职工持股会出资23130.11万元持有35%的股权。

  2001年6月22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想控股”,一直沿用至今。

  可以看到,从成立至2001年6月,“联想集团控股公司”都是中科院100%控制的国资企业,即中科院持股65%,职工工会持股35%。

  然而,到2007年11月到2008年1月这三个月间,泛海的卢志强突然半路杀出,开始筹措个人资金:每月一减持,共套现了民生银行(中国首家民营银行)45.3亿元;

  紧接着,2009年,卢志强以27.55亿的价格从国科控股手中买入联想集团29%的股份,正式成为联想第三大股东;

  再接着,卢志强向柳传志等5人转让9.6%联想股权;

  最后,联想职工持股会转给卢志强9.5%的联想股份,联想就这样完成了私有化。

  2

  当时在私有化落定之后,联想控股股东会随即确定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柳传志、邓麦村、曾茂朝、卢志强、朱立南,由柳传志担任董事长;其中邓麦村为中科院副秘书长,曾茂朝为计算机所所长,这两人代表中科院,柳传志与朱立南两人则代表管理层。

  在有了卢志强的强势加盟后,联想董事会的话事权已落在柳传志手中。

  打完了中科院股份的主意,接下来就是打职工持股会股份的主意了。

  2010年9月27日,柳传志、蔡金芳、朱立南、李旻、曾茂朝等7人在北京成立北京联持志同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然后,以北京联持志同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相继成立了14家“北京联持会XX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中间以数字区分,比如“十肆”、“肆”等——这十四家“联持会”,股东均为当时在职的公司高管和部分员工。

  然后以这14家“联持会”为主体,在2010年12月29日,共同成立北京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述柳传志等成立的联持志同,也是这个联持志远管理咨询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后第二天,2010年12月30日,联持志远与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签订《合并协议书》,内容为由北京联持志远吸收合并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

  吸收合并完成后,联想控股的股权变更为:中国科学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35%,泛海控股集团持有29%。

  由此,职工持股会的股份,全部量化到高管层和员工个人持股的公司,即北京联持志同。

  在北京联持志远的14家“联持会”股东中,最大的一家为“北京联持会拾伍管理咨询中心”,持股比例为11.71%——而柳传志正是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72.14%!

  ………………

  就这一番操作,当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都要直呼高手!

  再一年后,2011年12月,卢志强的泛海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9.6%的股权,转让给柳传志、朱立南、陈绍鹏、唐旭东、宁旻等五位自然人,北京联持志远也以协议方式,分别又向泛海和黄少康,转让其所持的9.5%和1.5%股权。

  两个月之后,2012年2月,泛海再次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联想控股8.9%的股权,转让给北京联恒永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后,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变更为:中科院持有36%、北京联持志远持有24.00%、泛海控股持股20%、北京联恒永信持股8.90%、柳传志持股3.4%、朱立南持股2.4%、陈绍鹏持股1%、唐旭东持股1%、宁旻持股1.8%、黄少康持股1.50%。

  而受让泛海控股8.9%股份的北京联恒永信,也是联想控股高管的持股公司,上述个人股东名单中没有出现的杨元庆、郭为、曾茂朝、李勤、刘军等人,均是北京联恒永信的股东。

  至此,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44%,完全超过了中科院持股比例,联想控股彻底形成了高管和高管持股公司联合控股的局面,将中科院和职工持股会实质性的边缘化。

  3

  在联想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个新中国国有资产流失历史上的美名:MBO,逐步浮出水面。

  MBO,即“高级管理层收购”。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政府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统统被进行了私有化,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4

  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步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实并非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商业模式改革,而是一个不可粉饰的历史现象:腐败。

  这一点,我也一直在就“司马南vs联想”的舆论争端给出我自己的意见:只有反腐才能撼动柳传志。

  否则,仅仅揪着国资流失的点根本打不痛他,因为这实际上早就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模式”,被定义为一段“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征程”……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

  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也曾有隐晦的表达:“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即工会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乡太行饭店,1998年以60万元“改制”,改制后领导层持股达60%;2005年拆迁,开发商一口气开出了4000万元的“补偿价”——这意味着那些在“改制”中“买”下了企业所有权的企业领导层,从这个企业的土地上赚取了近70倍的“投资回报”。

  这就难怪原企业职工当时愤怒地上访。

  2005年6月时,江苏省无锡市商业大厦职工曾有过静坐请愿的壮举,每天白天在大厦大门口的台阶上都至少坐着五六排身着大厦制服的大厦员工,人数为三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

  参加那次行动的都是大厦的正式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银员。

  静坐的人不时唱起《国际歌》和《国歌》。这样的行动持续了至少四天。

  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那时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

  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

  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早在1998年之前,辽宁省也实行过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这是对数年前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统一前夕的“一马克卖国企”的模仿。

  白送辽宁境内国有企业股权,当时极大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

  毛主席时代的“打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结果一夜之间的私有化又使得众多公立的矿山、煤田、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企和外资,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来支付……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5

  回看2003年那个所谓“MBO年”,一年内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筹建,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出资人则以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为主,一些缺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当时也参与在其间。

  值得注意、也是后来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阶段由花旗银行、梧桐基金、红塔创投等国内外金融巨鲤合资的MBO基金,也已开始初步运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时为MBO创造了通过信托投资公司代管股票、让信托公司作为主体进行金融信贷的可行渠道,最终成就了一场外资深度参与的私有化狂欢,也为此后入世了的中国做了外资涌入的铺垫,绵延至今。

  我这里再提个事儿。

  在那芬著名的证监会16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筹资时,其财务报告除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发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朱相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朱相当时这么说道:“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

  索罗斯则回复:“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朱相最后又说:“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

  我一直一直在重复一句话:这十年,填坑。

  而近年来,尤甚。

  特别是最近12个月以来大力整治金融业、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可谓风雨呼啸。

  以上半年那个连除夕都没等到的赖小民为开始,看今年下半年的全面推倒:

  7月30日,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被查;

  9月4日,深圳银保监局二级巡视员江裕棠被查;

  9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被查;

  9月10日,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原行长谢宏儒被查;

  9月12日,华兴银行党委书记张长弓被查;

  10月20日,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被查;

  12月3日,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行长莫骜被查;

  12月3日,上海银保监局局长韩沂被查。

  金融系统倒查二十年,依然无尽头。

  6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尊敬的国家信访局领导:

  我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合同制职工,在企业职工安置这一关乎生存条件并可能直接影响会和谐环节上,我们的合法权益却受到严重侵害,且在几年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将这一事件成因及所造成影响反映给领导,请领导在百忙之中能有所关注,体察一下这些为了基本生活条件而维护微薄权利的弱势群体,并希望能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对我们提出的请求给予合法、合理、合情的解决。”

  2009年12月,石家庄宝石集团下岗工人分流难的问题被搬上了台面。

  它击中了这座城市的痛点,也触达到了这座城市过往的一份记忆。

  1997年6月,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全面改革、停产,厂子里一千多名辛劳多年的员工们全员下岗。

  2005年11月20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法院裁定宝石集团电视机厂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厂里制定了“石家庄宝石集团电视机厂依法破产职工安置方案”,并就此方案召开了职代会。当时企业职工在册人数1267人。

  2006年2月,大部分合同制职工接到厂里通知,回厂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并承诺待企业破产资金到位后,拖欠职工的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医药费等各项费用在破产清算中与其他职工一并解决。

  2009年10月13日,厂里召集部分职工开会,又要通过一份“破产职工安置方案”,而此次在册职工人数却只有654人,合同制职工基本都被排除在外……

  同样在2009年,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的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为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重角色。

  一个时代的烙印。

  以石家庄为例,这里曾经被称为“亚洲药都”,国企“华北制药”的员工是“庄里”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

  不仅仅是因为待遇,更是因为国企与国企工人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咱国企要改革,隔壁化工厂都辞退不少人啦…”的声音开始在庄里传开,国有企业的“大厦”崩塌了,下岗工人的生活也随之崩塌了。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在石家庄这样的老工业重镇,遣散驱离更为严重。

  从1998年开始,夜幕笼罩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上空,也笼罩在关内关外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心里。

  从1998-2001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他们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然而,这些现象在北方以北,原本是早早就可以作为恶本教案的。

  

  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在受访中公开倾诉道:“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这与此同时,却是一大批雄伟挺立的俄罗斯寡头,坐拥众多在一夜间拔地而起的能源财阀,把控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俄罗斯资源库,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无产阶级的“泥腿子们”用血肉之躯从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手中打拼下来的,却在半个多世纪归给了一帮由红色重新变为白色的新贵族们。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记住毛主席的话吧,初心都写在历史里: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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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来源:欧洲金靴@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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