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芳华》到《金刚川》:解构主旋律的“主旋律”

今天的很多导演编剧,对革命史观非常陌生,甚至反感,他们既不愿意还原穷苦民众的“苦大仇深”,也不愿意展现先锋党如何动员群众,阉割掉革命文艺的这些关键元素以后,就只能按照武侠片、好莱坞片,甚至警匪片、黑帮片的逻辑去拍革命历史题材了。

时局变动,今年有司终于不再顾虑“友邦惊诧”,隆重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电影市场也格外热闹,出了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热门电影《金刚川》。

不过,看《金刚川》的过程,却有很多细节让我感觉很膈应。电影中,美军打得游刃有余,甚至来了一句“狩猎愉快先生们”(Good hunting, gentlemen),而志愿军战士们却不得不用身体支撑木桥,结果打动了天上的美军飞行员。给人的印象,好像胜利是我们靠人海战术,拿人命填出来的,而且是美国人看我们很惨,发慈悲施舍给我们的,美军士兵似乎很有同情心,很有“人性”。

很多论者已经指出,金城战役时,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非常充足,甚至第一次形成了1.7:1的炮火优势,玩起了几十万发炮弹的“火力覆盖”,不可能出现电影里在运输命脉旁边只部署可怜的两门高炮,还缺弹少药的情况。最后,志愿军取得了碾压式的胜利,狠狠教训了李承晚,迫使他老老实实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我们是依靠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高超的战略战术技艺、昂扬的士气赢下的,而不是廉价地拿人命填出来的,更不是敌人施舍的。

这种膈应、别扭、不舒服的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几年看了不少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都多多少少给我这种感觉。比如《无问西东》,陈鹏这样的穷苦孩子,如果不是新中国普及国民教育,让穷人也能上学念书,他基本上只能一辈子在穷乡村乞讨为生,根本没机会上学,更不必谈清华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可《无问西东》对新中国实行土改、普及国民教育、大搞工业化,让大多数穷人有学上、有饭吃、有工作等伟大业绩只字不提,对两弹一星也一笔带过,却浓墨重彩渲染人与人之间的嫉恨与政治迫害。反倒是那个绝大多数穷苦孩子都上不了学、老百姓惨遭外敌蹂躏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民国,在导演的镜头里,却是满屏仙风道骨的大师、又帅又有才又善良的才子佳人、满嘴鸡汤台词的美军教官和传教士,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无问西东》中的沈光耀和幼年陈鹏

《无问西东》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幼稚到令人尴尬。试问,千千万万像陈鹏这样的穷苦孩子,在民国,只能饥肠辘辘站在地上仰望精英范儿十足的富家公子沈光耀给他空投食物,可在新中国,他就能上大学,而且是清华大学,到底哪一个社会更优越呢?到底是指望一两个富人偶尔发慈悲救济一下穷人,还是实行土改、普及国民教育、大搞工业化,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呢?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看得出来,可是《无问西东》的导演看不出来。如此春秋笔法、皮里阳秋,导演的三观真是歪到太平洋对岸去了,果然“无问西东”。

被膈应得多了,我自然忍不住琢磨,为什么这些出自不同的导演、编剧之手的“主旋律”电影,都不约而同这么膈应人呢?

展开之前,先说一句,看电影是一种很个人的体验,不是求真,不能证伪,我说的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倘若碰巧也说出了列位的感受,那是我的荣幸。要是不中您的意,那您随便怼。

  解构主旋律的“主旋律”

窃以为,今天的很多所谓“主旋律”电影,其实是解构主旋律的“主旋律”。这些“主旋律”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作者们试图解构过去宏大的革命史观,导致这些电影的叙事逻辑,本质是对革命史观的“逆反”——革命史观主张什么、批判什么,他们就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一切膈应、别扭、不舒服的根源。

革命史观立场鲜明,明确区分进步与反动、解放者与压迫者、敌与我、善与恶。相反,今天的“主旋律”电影倾向于弱化截然分明的敌我、善恶之分,热衷于挖掘敌人或反派内心复杂、纠结,甚至“人性”的一面。

展现敌人、反派复杂的一面,当然是对过去革命文艺刻画敌人形象太“脸谱化”的纠偏,在艺术手法上是个改进,但技艺的改进无法弥补解构革命史观的叙事逻辑更致命的缺陷。《金刚川》试图挖掘所谓的“人性”,结果就是解构了志愿军,同时美化了侵略者,削弱了二者之间在道义上的高下之别,把志愿军拉低到跟侵略者同一个档次。

一位志愿军老兵回忆,当年美军飞机非常欺负人,为了摧毁志愿军的隐蔽、休息设施,美军飞机见到房子,不是丢炸弹,就是丢燃烧弹,哪怕明摆着是老百姓的房子,也照丢不误,半间也不留下。朝鲜老百姓,有的被炸绝了户,有的被炸得老人孩子无家可归,惨不忍睹。而且,美军为了防止朝鲜人民军混在难民中偷袭,干脆无差别屠杀平民,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韩国电影《小小莲池》,讲的就是美军屠杀难民的老斤里事件。

韩国电影《小小莲池》描写的美军屠杀难民的老斤里事件

《金刚川》不展现美军的种种暴行,反而描写美军飞行员同情、不忍心的“人性”一面,那又如何体现美国人打的是不正义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志愿军打的则是保家卫国、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战争呢?

革命史观突出列宁主义先锋党的角色,强调先锋党的先进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党员的“觉悟”,渲染诸如为人民服务、解放被压迫人民/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类超越个人的普遍主义行为逻辑和动机。相反,今天的“主旋律”基本取消了先锋党的角色,倾向于将人物做出某种英勇事迹的动机,归因于兄弟义气、爱情、名利、报恩复仇、“两个男人之间的单挑”等等私人情感。私人情感本身是正当的人类情感,但离开了先锋党的启发,这些私人情感就无法升华成对剥削制度、帝国主义的愤恨和批判。

比如1970年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在杨子荣打虎上山、混进土匪内部之前,花了接近一半的篇幅讲土匪如何祸害老百姓,共产党的干部来了,又如何给群众分衣分粮看病,发动群众搞生产、修铁路、组织民兵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于是群众主动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有了这些前戏的铺垫和准备,杨子荣才动身前往座山雕的土匪窝。在革命文艺中,发动群众和消灭土匪是齐头并进的,先锋党帮助群众翻身解放、自我组织,群众则支持先锋党的剿匪行动。而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完全不讲共产党如何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把智取威虎山完全简化为杨子荣的个人英雄主义,群众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处处需要保护。

再比如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展现了先锋党的组织生活和纪律性。电影中,很多战士不愿意服从师党委要求放弃争夺表面阵地、守住坑道拖住敌人的命令,希望主动出击,夺回阵地,于是连长张忠发和指导员孟德贵召集了党支部会议,说服大家服从组织决定。

 电影《上甘岭》中的党支部会议

而在《金刚川》中,我们完全看不见先锋党的身影。志愿军英勇作战的动机,也不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类宏大的使命感,而是拿奖章、回家过安稳日子、跟美军飞行员“做个了断”等等私人情感。这些东西,换成帝国主义侵略军也丝毫不成问题啊,美军士兵也可以想拿奖章、回家过安稳日子,想跟志愿军战士来一场“单挑”,那志愿军比帝国主义侵略军在道义上的优越之处到底在哪儿呢?

更典型的例子是《芳华》。整部《芳华》,大家提到那些入党积极分子和学雷锋标兵,完全是戏谑的口气,觉得他们不过是为了获得升学、提干、转业之类的私利罢了。文工团在食堂吃饺子时,有人进来大喊,“想入党的都抢着打扫猪圈儿,又不知道关栅栏”,结果猪都跑马路上去了。林丁丁的军装不见了,卓玛说:“整天学雷锋,不会谁给你悄悄洗了吧?”

“活雷锋”刘峰也不例外。他放弃进修、提干的大好机会,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因为他喜欢林丁丁,他不想离开林丁丁;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冲锋陷阵不要命,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先进性”,同样是因为他喜欢林丁丁,假如自己战死了,就会成为战斗英雄,被写成歌,由林丁丁演唱,她每次唱歌的时候,都会想起他。

这些所谓的“主旋律”取消了先锋党,解构了崇高、觉悟、先进性。既然我们原先追求的那些崇高的东西都是虚无飘渺的,那么我们跟原先批判的敌人也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他们并不像以往的革命文艺刻画得那么坏,那么没人性。只有私人情感才是真实可靠的人类情感,革命史观宣扬的宏大和崇高,不过是意识形态说教和洗脑,不可能激发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

 革命文艺的“三部曲”

这些导演编剧,自己不理解不相信,就当真实的历史不存在,这到底是无知呢,还是懒呢?事实上,革命史观如何激发巨大的精神能量,这个机理并不复杂。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先攻入汉城的是志愿军50军。这个部队原先是国民党60军,在国民党系统内是一支杂牌部队,属于滇军,战斗力非常差,人送外号“六十熊”。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围困长春时投诚,被改编为解放军50军。同一批人,经过共产党改编,战斗力瞬间爆表,在朝鲜战场屡立战功,不仅率先攻入汉城,还诞生了著名的“白云山团”。我们自然很好奇,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

作家高戈里有本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详细讲述了共产党如何改造60军士兵,让草包变战神。

民国时,当兵的基本都是穷苦农民,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士兵,都有高度相似的人生遭遇。共产党改造的第一步,是“泪血大控诉”、“翻心诉苦”,让普通士兵诉说自己在老家和旧军队里遭受的苦难。这里,我们不妨粗略描绘一个普通的60军士兵的典型遭遇——

张三是安徽合肥肥西县的一个农民,他家本来有几亩地,后来遭了灾,一年的收成黄了,当地政府的各种捐税又多如牛毛,只好借了地主的高利贷,到期还不上,地主趁机占了他家地,老父母不愿意,被地主的家丁打伤,卧病在床,他自己不得不去地主家做工还债。为了抵债,地主还把他的妻女姐妹卖到窑子。后来,国民党“抓壮丁”,地主买通保长,让张三顶替自己儿子去当兵。壮丁集中后,由合肥师管区武装押运到上海,再从海路运往东北,补充进60军。在运往上海的路上,他们被用绳子捆成一串,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解开。在上海登船后,所有壮丁都被塞进底舱,吃饭睡觉大小便全在里面,舱内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一路上,如果有人生病,军官就割断绳子,把他丢在路边,任他自生自灭,或者直接扔进海里。进了军队,军饷经常被克扣,还要时刻忍受长官的人身羞辱、殴打,甚至肉刑的折磨。

士兵们倾诉时,经常嚎啕大哭,其他人的经历大同小异,感同身受,很快哭成一片。稍后,部队组织士兵们集体观看文工团表演的《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等戏剧。由于剧情太贴近真实生活,士兵们又哭成一片,有的士兵看到激动的地方,当场拔枪要打死台上的反派,替喜儿和王东才报仇。而这些士兵的遭遇,是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缩影。

激发出士兵们强烈的愤怒和仇恨情绪,固然为政治动员提供了巨大的潜能,但如果不经过教育、升华,这种愤怒很容易陷入狭隘的个人复仇情绪,谈不上“觉悟”或者“先进性”,所以改造的第二步是进行阶级和社会史教育,启发士兵将愤怒和仇恨导向整个地主阶级和旧制度,然后动员大家推翻压迫阶级和制度——全中国的农民都差不多,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一个共同的压迫阶级,地主阶级,在压迫我们,我们属于同一个被压迫的穷苦劳动阶级,我们要推翻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分田分地,然后组织起来,团结保卫革命果实。而这种革命热情,只要稍加引导,就很容易进一步指向威胁自己美好生活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到这里,用学术黑话说,一个只有朴素仇恨情绪的农民,就转化成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主体”了。

事实上,很多经典的革命文艺作品都可以分离出这个“三部曲”叙事结构——第一步描写旧社会劳动人民如何受压迫,如何“苦大仇深”;第二步归因,把各种苦难归因于旧的压迫制度、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第三步进行政治动员,号召推翻地主阶级和旧的压迫制度,建设新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碰到列强的军队,经常一触即溃,以至于列强养成了动不动就来中国架起几门大炮的坏习惯。很多人把中国的孱弱归因于人种、文化、制度、国民性之类的原因,但国民党60军到解放军50军的转变,说明旧中国的孱弱与新中国的涅槃重生,与什么人种、文化、国民性无关,而是因为组织化程度的区别——同一批人,经过革命史观的动员和组织,就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将近60%的中国人常住城市,在农村,地主、佃农、收租、抓壮丁等现象也已经消失,生活经验的变化导致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很难想象几十年前地主如何欺压农民,保长又如何抓壮丁,也就很难体会当时的穷苦民众如何“苦大仇深”。因此,今天要拍好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就必须花一定的篇幅交代当时的社会现实,否则就很难解释革命史观为什么对穷苦民众有那么大的动员力,因而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

然而,今天的很多导演编剧,对革命史观非常陌生,甚至反感,他们既不愿意还原穷苦民众的“苦大仇深”,也不愿意展现先锋党如何动员群众,阉割掉革命文艺的这些关键元素以后,就只能按照武侠片、好莱坞片,甚至警匪片、黑帮片的逻辑去拍革命历史题材了。如果说《上甘岭》、《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革命文艺是“主旋律1.0”,那么今天这些解构主旋律的“主旋律”至多是“伪主旋律”。

  主旋律2.0:从过去,转向未来

不过,时过境迁,中国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今天的主旋律,目光就不能始终停留在过去,单纯用更酷炫的影视技术、艺术手法简单重复“主旋律1.0”,我们需要的,是更新升级过的“主旋律2.0”。问题是,“主旋律2.0”到底什么样呢?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走过的路,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19-20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存在若干已经先一步工业化成功的先发列强。这些先发列强为了维护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支配地位,千方百计阻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统一和工业化。

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要混出头,不仅要消除国内那些占据土地和其他经济资源、对农民/劳动力进行超经济强制的传统势力,更要排除阻挠自己工业化的先发列强的干扰,即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且,中国等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像先发列强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从外部获取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相反,它们自己就是被列强抽取经济资源的“韭菜”。同时,后发国家在先发列强的冲击下,传统的权威结构开始崩坏,但短时间内又无法建立新的权威结构,于是往往出现权力碎片化的局面。

以上种种条件叠加在一起,使后发国家出现一个有能力领导工业化现代化的统一力量变得十分困难——这个领导力量,一出生就面临着举起“反帝”、“反封建”千钧重担的任务。在这里,内部的传统势力和外部的帝国主义扮演了很不光彩的大反派角色。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列宁主义先锋党的意义和可贵——它扫清了外部列强与内部传统势力这两个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巨大障碍,为后来的大规模工业化铺平了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今天的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涅槃重生为掌握了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中国,是一个领导全人类走向未来家园的现代化科技和工业强国

这是一个无比励志的故事——中国从一个被人打得抬不起头的怂包,一步步成长为超级强权。因此,当代中国文艺界的任务,一是回顾过去,通过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展现先锋党动员群众扫清工业化内外障碍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史;二是立足现在、展望未来,通过科幻、战争片,展现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成就,展现中国逐渐发展成一个掌握了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这是一个连续的故事脉络,“未来”赋予“过去”意义——过去之所以舍身闹革命,正是为了未来发展先进生产力,过上富裕的工业化生活。如果不用文艺作品呈现现在和未来的建设成就和美好生活,那过去的牺牲又意义何在呢?在这个故事脉络中,列宁主义先锋党一直是故事的主角。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主旋律2.0”,才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而中国走过的路,意义不仅仅限于中国,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原先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经过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运动,它们只是名义上获得了主权和独立,经济命脉仍然控制在西方列强手里,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依然处于被剥削的位置。中国则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证明,后发国家在不靠殖民掠夺的情况下,照样可以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先进富裕的工业国,这才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如果说天底下有什么“普遍性”,这才是真正的普遍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主旋律2.0”,也是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需要的“主旋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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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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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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